陈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丝绸之路从狭义上说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交通路线。经历一百多年的研究，特别是近十年来，它的内容得到了极大扩充。从全球史视角来看，丝绸之路更应被视为将前现代全球体系中各个版块进行连接的网络，或者说丝绸之路可宽泛地看作宗教之路、皮毛之路、奴隶之路、铁蹄之路、黄金之路等一系列交流网络的总和。超越以中国或西方为本位的视角，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跨丝路交流的文化与历史。
【资料图】
敦煌壁画展现丝绸之路
概览已有的与古代丝绸之路相关的研究，我们将发现已经存在海量文献。其中一大部分与人有关。比如曾在丝绸之路上活动的著名人物，张骞、玄奘、成吉思汗、帖木儿、郑和，等等。与人的流动相伴随的，是思想的流动，其中较常见的是各种宗教。而游历不同地方后带回新的知识，也是不容忽视的。
除人的流动之外，学者关注的另一中心是物。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来源于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的丝绸贸易，稍晚瓷器、茶叶、香料、药物、毛皮、木材等先后成为丝绸之路沿线商业活动中常见的物品。丝绸之路的贸易属性对今天也是极其重要的。除贸易品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物”沿着丝绸之路流动，包括农作物和牲畜，以及与这些物品密切相关的生产与使用的知识。
如果我们把关于过去丝绸之路上流动的人、物、思诸方面相关研究与面向当下或未来的空间探索领域进行类比，或许会发现历史研究与现代科技关注的问题和取得成果存在着有趣的差异。例如，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丝绸之路上旅行家的见闻记录，些许相似于“星际迷航”等科幻小说或曾登上月球的宇航员们的回忆录。我们仔细查找和分析货物、贡品、外来物种，这与我们寻找陨石来追踪宇宙信息有些接近。我们描述社会里的宗教习俗观念等非物质文化，有点像我们追踪地外文明对地球文明产生的影响。我们考证历史中的外国人社区，它近似于我们在地球上寻找外星人后裔……应当承认关于丝绸之路我们已经积累大量成果，不过与当下热门的宇宙探索比较后，容易认识到已有的丝绸之路研究或许只涵盖本领域部分问题。
与蓬勃发展的航空航天事业进行类比将有助于揭示已有丝绸之路研究忽视了什么。作为专业，航空航天工程涵盖了航空航天器的设计、建造和运行等各方面，让地球与太空之间的往返联系得到确立、保障和扩展。如果我们将其与丝绸之路研究来比较的话，我们将发现我们清楚丝绸之路这个交流平台存在这一结论，并持续关注着这个平台上运行的对象，但丝绸之路得以确立、保障和扩展所依仗的知识与技艺，在已有研究中是不成比例地缺失的。换而言之，我们对丝绸之路本身如何形成和维系还很缺乏透彻了解。
与航空航天类似，丝绸之路的建设和维系也需要知识来予以保障。尽管这些知识很多还算不上严格的科技知识，往往属于一些人们熟能生巧的技艺或行为习惯。这不同于我们更熟悉的丝路人与物。如果我们把丝绸之路比作锁链，那么人物和各地的商品就犹如锁链上的单个铁环，而我们所说的关于丝绸之路自身的知识更接近于不同铁环相互交错的那种状态。
很显然，我们所提到的丝绸之路知识应具有特性，我将其概括为“丝绸之路性”。它可以视为“全球性”在古代的一种特殊体现，涉及的主要是让历史上人际交流中体验、移动、接触、交换得以实现的技艺。凭借这些技艺，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物、思凝聚到一起。丝绸之路覆盖广阔的地域，穿越漫长的时间，这些技艺在空间和时间的大尺度中得到实践，从而使丝绸之路成为一条熟练技艺实践的主体。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过去的技艺今天多已遗失，这导致今天的研究者很难察觉到它们在丝绸之路中的深刻作用。
丝绸之路既是熟练技艺的实践，也积极参与着这些技艺的创造，是影响这些技艺最终呈现方式的元素。很多技艺原本是在局部社区中早已存在，并以各种方式与其它知识相结合，在叠加上述移动、交流、交换、适应等需求后，这些技艺与其它知识结合的纽带消解了，它们的制造者、接收者、实践者、社会功能都发生转变，并在环境、资源、利益、文化等因素粘合后重组成新的“知识包”，通过长期丝绸之路实践的熟习，体现出鲜明的“丝绸之路性”特征。我把这一转变和重组过程称为“丝绸之路+”，这同时也可用作引导转换研究者视角、探测新研究问题的方法。
以“丝绸之路+”构筑新的丝绸之路史需要新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也需要扩展科技史的研究范围。以往科技史家在处理丝绸之路相关问题时，主要关注的是历史上制造业的发展、物种的扩散以及因人类活动转移 的知识。而作为技艺实践的丝绸之路，我们未来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投入更多关注：
一、丝绸之路沿线的基础设施与交通运输；
二、丝绸之路沿线的人际交流；
三、丝绸之路沿线人们对地理环境的认知；
四、丝绸之路沿线贸易及其管理所使用的应用数学；
五、丝绸之路旅行涉及的医疗。
这些知识领域，经过视野转换后，其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举个例子，在中国医学传统中有一部分医书专用于缺乏医生在场的情况下自我施治，我们熟知的葛洪《肘后方》即属此类。这类著作在其它文化中亦不鲜见，如伊斯兰医学中就有贾匝尔（al-Jazzar）立志为付不起诊费的穷人编纂的、重在简要平易的医疗手册。这些医书所含知识虽具方便、普遍等特性，但其应用场景却不具备移动或定居的特殊意指。应用“丝绸之路+”，我们的视野很容易转换停留于与实用医疗手册很接近的另一类知识聚合体，也就是专门着眼于旅行养生保健的医疗论述。针对扈从如云或行囊羞涩等不同旅行条件，伊斯兰医学家们开发出不同面貌的旅行医学指南，其内容涉及旅行会遇到的方方面面。丝路旅行参与构建了旅行医疗知识体系，而通过医疗实践的镜鉴，我们又能反观到丝绸之路本身的景观。正由于这类医疗知识服务于丝路本身的维持运行，它展现出鲜明的丝绸之路性。
古代丝绸之路地图
另一个例子在于丝路地理方面。无论中国还是西亚，在中世纪前期都存在对驿路里程与走向的细致记载，它们时常与各地物产、税赋相组合。这些记载无论是编者还是读者，均以行政管理者为主导。随着丝路贸易越发稳定和频繁，人们逐渐感到此类著作无法满足对相关信息的需求。中国学者较熟悉的是明清以后的商书，囊括了水陆路程、治安状况、风俗物产、名胜古迹以及投关纳税等方面的内容。伊斯兰地理学则在10世纪出现变革。麦噶迪西（al-Maqdisi，约945-991）在其著作《诸国知识的最佳分类》中说，他被丝路贸易的暴富前景所吸引而投身其中，设身处地，他感到巴尔赫地理学派，包括著有《道里邦国志》的胡尔达兹比赫，他们的地理学论述缺乏有关丝路的相关知识，由此立志撰写一部包罗万象，让所有旅行者和商人都足恃以获利的人文地理巨著。可见丝绸之路贸易催生了对支持其持续运行的各地详细信息的强烈需求，这种丝绸之路性显著参与着地理知识纂辑方式的重组，从而使地理学编著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从以上两例，我们比较也可看到虽然丝绸之路网络四处蔓延，连通各地，但丝绸之路性与不同地域文化和知识传统产生的互动情形各异，导致知识形态在其驱动下转向的呈现方式和程度千差万别。这也为文化互鉴打开新的窗口，我们不仅关注“有”的方面，更可发现许多他者“有”“多”“成形”而本地“无”“寡”“零散”的议题。
已经有一些学者关注到实践技艺与丝绸之路之间互相构建的关系。如英国学者Elizabeth Lambourn的《亚伯拉罕的行李》（Abraham"s Luggage: A Social Life of Things in the Medieval Indian Ocean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就从开罗热尼扎文献里商人的行李清单复原了行走于丝路的商人所要掌握的各类技能，本文倡导的“作为技艺实践的丝绸之路”正是此书结论中的一个小标题。
在美国蒙古史学者Thomas T. Allsen的最后一部专著《珍珠在蒙古帝国》（The Steppe and the Sea: Pearls in the Mongol Empire，马晓林、张斌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中，尽管他并没有提出相关概念，我们也能观察到“丝绸之路+”这一倾向。这本书的第1至第8章主要关注的是蒙古时代珍珠的物质文化史，第9到第14章则完全从丝绸之路视角对待珍珠这一论题。通过论述珍珠价格的波动、商人们为珍珠吹起的神话泡沫、珍珠的低端替代品、珍珠流动的路线，以及蒙古的内陆性与珍珠海洋性的结合，作者展现了丝绸之路对珍珠的塑造，同时也将珍珠打磨成技艺实践聚集体的一个完美范例。
《亚伯拉罕的行李》
《珍珠在蒙古帝国》
我们所关注的茶叶之路也有望为“作为技艺实践的丝绸之路”带来新的例证。茶叶之路有许多相关文献和遗址，其中一小部分文献与商人如何在丝绸之路沿线成功经营其生意关系密切，如涉及不同语言的专业词典、运输路线选择、沿线可交易物品的情报等等。这些资料在我看来比茶商的豪宅更具吸引力，除非建筑的某些部分能充分展现出“丝绸之路性”，例如戏院有可能具有文化交汇场所属性。
对“作为技艺实践的丝绸之路”展开更多论述需要新的史料和研究方法。除了前面提到的关注点的转换，史料来源也需进一步扩充。以往研究者多关注中国腹地各代表性遗址出土的域外元素，但“丝绸之路性”显然更加活跃于丝绸之路途中，例如水井、驿站、集市这样的场所。因此对丝绸之路各节点和路线进行细致考察是必不可少的。中亚是丝路沿线重要的文化接触区，很多领域知识都经历了复杂的“丝绸之路+”过程，今后这里必将是在丝绸之路研究中位置更加关键的区域。我们期待着各领域、各文化背景的学者联合起来，通过合作，共同对历史上这些信息进行新的整合。
（本文为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科技史卷阶段性成果。）
标签：
